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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湖陰先生壁》古詩賞析

　　在現實生活或工作學習中，大家一定沒少看到經典的古詩吧，廣義的古詩，泛指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所有的詩歌，與近代從西方傳來的現代新詩相對應。那么都有哪些類型的古詩呢？下面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書湖陰先生壁》古詩賞析，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書湖陰先生壁》古詩賞析

　　原文：

　　書湖陰先生壁

　　作者：王安石

　　其一

　　茅檐長掃凈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其二

　　桑條索漠楝花繁，風斂余香暗度垣。

　　黃鳥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屬半山園。

　　書湖陰先生壁古詩拼音：

　　其一

　　máo yán zhǎng sǎo jìng wú tái ，huā mù chéng qí shǒu zì zāi 。

　　yī shuǐ hù tián jiāng lǜ rào ，liǎng shān pái tà sòng qīng lái 。

　　其二

　　sāng tiáo suǒ mò liàn huā fán ，fēng liǎn yú xiāng àn dù yuán 。

　　huáng niǎo shù shēng cán wǔ mèng ，shàng yí shēn shǔ bàn shān yuán 。

　　書湖陰先生壁古詩翻譯：

　　茅草房庭院經常打掃，潔凈得沒有一絲青苔。花草樹木成行成壟，都是主人親手栽種。庭院外一條小河保護著農田，并且環繞著農田；兩座大山打開門來為人們送去綠色。

　　桑樹枝葉繁茂，楝花也十分繁盛。清風吹送楝花余香，悄悄地送過墻頭。黃鶯幾聲清脆的啼叫，驚醒了我的午覺。一夢醒來，我恍恍惚惚還覺得自己好像仍然在舊日所住的半山園中。

　　書湖陰先生壁古詩字詞解釋：

　　⑴書：書寫，題詩。湖陰先生：本名楊德逢，隱居之士，是王安石晚年居住金陵紫金山（今江蘇南京）時的鄰居。

　　⑵茅檐：茅屋檐下，這里指庭院。無苔：沒有青苔。

　　⑶成畦：成壟成行。畦：經過修整的一塊塊田地。

　　⑷護田：這里指護衛環繞著園田。

　　⑸排闥：開門。闥：小門。送青來：送來綠色。

　　(6)楝花：“二十四番花信”里的楝花，指的就是北方常見的苦楝花。

　　書湖陰先生壁古詩背景：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是王安石題在楊德逢屋壁上的一組詩。楊德逢，別號湖陰先生，是王安石退居金陵時的鄰居和經常往來的朋友。

　　書湖陰先生壁古詩賞析：

　　這兩首詩是題寫在湖陰先生家屋壁上的，其中第一首很著名。這一首詩用典十分精妙，讀者不知典故內容，并不妨礙對詩歌大意的理解；而詩歌的深意妙趣，則需要明白典故的出處才能更深刻地體會。

　　首二句贊美楊家庭院的清幽。“茅檐”代指庭院。“靜”即凈。怎樣寫凈呢？詩人摒絕一切平泛的描繪，而僅用“無苔”二字，舉重若輕，真可謂別具只眼。何以見得？江南地濕，又時值初夏多雨季節，這對青苔的生長比之其他時令都更為有利。況且，青苔性喜陰暗，總是生長在僻靜之處，較之其他雜草更難于掃除。而今庭院之內，連青苔也沒有，不正表明無處不凈、無時不凈嗎?在這里，平淡無奇的形象由于恰當的用字卻具有了特別豐富的表現力。“花木”是庭院內最引人注目的景物。因為品種繁多，所以要分畦栽種。這樣，“成畦”二字就并非僅僅交代花圃的整齊，也有力地暗示出花木的豐美，既整齊又不單調。

　　這清幽環境令人陶醉，所以當詩人的目光從院內花木移向院外的山水時，他的思致才會那樣悠遠、飄逸，才會孕育出下面一聯的警句，門前的景物是一條河流，一片農田，兩座青山，在詩人眼里，山水對這位志趣高潔的主人也有情誼。詩人用擬人手法，將“一水”“兩山”寫成富有人情的親切形象。彎彎的河流環繞著蔥綠的農田，正像母親用雙手護著孩子一樣。“護”字，“繞”字顯得那么有情。門前的青山見到庭院這樣整潔，主人這樣愛美，也爭相前來為主人的院落增色添彩：推門而入，奉獻上一片青翠。詩人以神來之筆，留下千古傳誦的名句。

　　“一水”“兩山”被轉化為富于生命感情的親切的形象，而為千古傳誦。但后二句所以廣泛傳誦，主要還在于這樣兩點：一、擬人和描寫渾然一體，交融無間。“一水護田”加以“繞”字，正見得那小溪曲折生姿，環繞著綠油油的農田，這不恰像一位母親雙手護著小孩的情景嗎?著一“護”字，“繞”的神情明確顯示。至于“送青”之前冠以“排闥”二字，更是神來之筆。它既寫出了山色不只是深翠欲滴，也不只是可掬，而竟似撲向庭院而來!這種描寫給予讀者的美感極為新鮮、生動。它還表明山的距離不遠，就在楊家庭院的門前，所以似乎伸手可及。尤其動人的，是寫出了山勢若奔，仿佛剛從遠方匆匆來到，興奮而熱烈。所有這些都把握住了景物的特征，而這種種描寫，又都和充分的擬人化結合起來那情調、那筆致，完全像在表現“有朋自遠方來”的情景：情急心切，竟顧不得敲門就闖進庭院送上禮物。二者融合無間，相映生色，既奇崛又自然，既經錘煉又無斧鑿之痕，清新雋永，韻味深長。二、這兩句詩也與楊德逢的形象吻合。在前聯里，已可看到一個人品高潔、富于生活情趣的湖陰先生。所居僅為“茅檐”，他不僅“掃”，而且“長掃”（即常掃），以至于“靜無苔”；“花木成畦”，非賴他人，而是親“手自栽”。可見他清靜脫俗，樸實勤勞。這樣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間，當然比別人更能欣賞到它們的美，更感到“一水”“兩山”的親近；詩人想象山水有情，和湖陰先生早已締結了深厚的交誼。詩以“書湖陰先生壁”為題，處處關合，處處照應，由此也可見出詩人思致的綿密。

　　此詩對于“一水”“兩山”的擬人化，既以自然景物的特征為基礎，又與具體的生活內容相吻合，所以氣足神完，渾化無跡，成為古今傳誦的名句。

　　在修辭技巧上，“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兩句也堪作范例。詩人運用了對偶的句式，又采用了擬人的手法，給山水賦予人的感情，化靜為動，顯得自然化境既生機勃勃又清靜幽雅。

　　個人資料：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1042年（慶歷二年）進士。1058年（嘉祐三年）上萬言書，提出變法主張。1069年（宋神宗熙寧二年）任參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1074年（熙寧七年）罷相，次年復任宰相；1076年（熙寧九年）再次罷相，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半山園，封舒國公，不久改封荊，世稱荊公。卒謚文。執政期間，曾與其子王雱及呂惠卿等注釋《詩經》、《尚書》、《周官》，時稱《三經新義》。其文雄健峭拔，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歌遒勁清新。所著《字說》、《鐘山一日錄》等，多已散佚。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后人輯有《周官新義》、《詩義鉤沉》等。

　　作者個人恩怨

　　說到蘇東坡的政敵，最難措辭的莫過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實上又絕對無法回避王安石，因為兩人不但分屬兩個政治營壘，又是上下級關系，而且彼此之間還有糾纏不清的私人恩怨。王安石去世后，中書舍人蘇軾為其撰《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足見關系的不一般。

　　東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舊黨爭，他的父親和弟弟、他敬愛的朝中元老、他的親朋好友，幾乎無一不是站在舊黨一邊的。當然，更重要的是東坡本人的政治觀念與新法南轅北轍，他的學術思想也與新學格格不入，忠鯁讜直的他不可能違心地對方興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勢必要成為新黨的政敵，也勢必要與新黨黨魁王安石發生沖突。

　　蘇洵與王安石素不相協，嘉祐年間蘇洵以文章名動京師，王安石卻未有一言褒獎。王安石的母親去世，朝中大臣紛紛前去吊唁，蘇洵獨不前往。東坡對其父寫《辨奸論》是不以為然的，認為有些話說得太過分。東坡對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贊賞，曾稱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實錄》為本朝史書中寫得最好的。

　　但是東坡對王安石好為大言詭論的行為非常不滿，曾在祭劉敞的祭文中予以譏刺。熙寧二年(1069)，東坡上疏論貢舉之法不當輕改，神宗非常重視，當天就予接見，然后又想讓東坡修中書條例，王安石阻攔并力薦呂惠卿。同年，東坡為國子監舉人考官，策題以歷史上君主獨斷或興或亡之事為問，王安石大為不悅。神宗又想讓東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卻說東坡不是“可獎之人”。神宗說東坡文學出眾，為人亦平靜，司馬光、韓維等大臣都稱道之。王安石回答說東坡是“邪險之人”，還說1066年東坡遭父喪時，韓琦等贈送賻金不受，卻利用運喪的官船販賣蘇木入蜀，還說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東坡雖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當個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卻絕非奸佞小人，他與蘇東坡的矛盾僅僅是政治觀念的不同，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當然要打擊，排斥清洗反對派，但也僅僅是將其降職或外放，從不羅絡罪名陷害對手，也從未企圖將對方置于死地。甚至，當“烏臺詩案”發生時，已經辭官的王安石還挺身而出上書皇帝，營救朋友兼政敵蘇東坡，直言“豈有圣世而殺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與蘇東坡長期政見不和，而蘇東坡卻正是因為蔟擊新政而罹禍，王安石卻能摒棄私見主持公道。更何況，當時不但蘇軾本人已經屈打成招，就連他自己的許多親朋好友都噤若寒蟬，無人敢為蘇東坡說一句話，而王安石這時卻是一個被皇帝和百官厭棄的人，此時他受盡攻擊遍體鱗傷，又痛失愛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獨在家獨守貧寒，在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冒險在蘇東坡的親友都不敢為他說話時上書皇帝為他申冤，正因為個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顧個人好惡寧肯冒著危險在別人都不敢為蘇軾說話，甚至連其親朋好友都不敢為其說話時在自己失勢的情況下仍然挺身而出為蘇軾向皇帝直言鳴冤，真可謂高風亮節！

　　同樣，蘇軾對王安石的不滿也僅僅限于政治觀念上，蘇東坡不但在王安石落難之后寫詩給他，說“從公已覺十年遲”，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擬的敕書中，高度評價自己的這位政敵，說正因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產生王安石這樣的“希世之異人”，并稱贊他“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期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論是他的敵人還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無話可說。王安石質樸，節儉，博學多才，在當時士大夫中有極高威望，且是歷史上惟一不坐轎子不納妾，死后無任何遺產的宰相。

　　為官經歷

　　慶歷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江蘇省揚州市)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事、舒州(今安徽省安慶市)通判，旋又外調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江西、安徽一帶]，江寧知府（江蘇省南京市）。多年的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為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宋朝一批士大夫期待王安石能早日登臺執政。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以博學善文見稱的福建浦城才子章悅為謀士，以曾布、鄧潤甫、章惇、章衡、蔡確、呂惠卿等為變法派的中堅力量。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王安石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后，王安石繼續堅持他的這一見解，“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收成好壞就決定于人而不決定于天。要達到這一目的，政府需制定相應的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三經新義》，也稱“荊公新學”，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地方官經歷，王安石認識宋朝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份，同年輕的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然而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特別是由于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歷史評價

　　《宋史》評價

　　《宋史·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為，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為先務，引用兇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寧、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嗚呼！此雖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評價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后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于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中國皇權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后，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見有三點：一是認為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最終導致北宋亡國。這個觀點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實錄》，后經宋國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元明清時期的官方定論，不僅為史家所認同，而且被社會普遍接受。二是對荊公新學進行了嚴厲抨擊。荊公新學是王安石變法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自宋理宗取締王安石配享孔廟后，荊公新學所遭受的抨擊之嚴厲，要遠甚于對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學家對荊公新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斥荊公新學為異端邪說“于學不正”、“雜糅佛道”或“學本出于形名度數”，二是把新學作為變亂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國的理論依據，予以無情打擊。由于理學在元明清被定為一尊的統治思想，“是當時思想的主流”，荊公新學作為異端邪說遂成不易之論。三是把王安石的諸項新法稱為聚斂之術“聚斂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財思想視作興利之道“剝民興利”，是北宋熙寧、元祐時反變法派批評新法的主要觀點，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絕大多數史家和思想家評議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觀點之一。

　　20世紀上半葉的評價：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

　　梁啟超《王荊公》是20世紀評議王安石及其新法影響最為持久的著作。《王荊公》為王安石及其變法徹底翻案。梁啟超稱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當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國家”的銀行，把免役法視作“與今世各文明國收所得稅之法正同”“實國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譽之社會革命”，還認為保甲法“與今世所謂警察者正相類。”胡適也有類似的評價，其后研究者雖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變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啟超的肯定性評價為大多數人所尊奉，而成為20世紀前半葉的主流觀點。

　　國外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于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敏感的發現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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