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缺了些什么
中國為什么不能產生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當然有東西文化差異的因素。但如果僅以文化差異來解讀，顯然是有失偏頗的。
中國作家大部分是不會承認己不如人的，可能有魯迅所說的“國民劣根性”在作祟，這從每次諾貝爾文學獎頒布后，國內作家的反應就可看出。在他們看來，這一獎項似乎不是為中國設立的——西方對中國文化不了解。
這顯然是在為自己開脫，我以為，中國作家在世界競爭力和影響力的缺乏，與中國作家的作品存在兩個缺點有關。其一是缺乏人文主義關懷。翻開近年來世界文學中的一些重要作家的作品，會發現他們的作品中都有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有對丑惡的譴責，有對卑微的憐憫。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被授予德國女作家和詩人赫塔·米勒，頒獎詞這樣說：米勒的作品“兼具詩歌的凝練和散文的率直，描寫了一無所有、無所寄托者的境況”。同樣，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爾弗里德·耶利內克，作為一個女權主義者，她的作品主題經常圍繞這樣一個主題：女人生來就被塑造、被忽視。頒獎詞這樣評價她，“她經常用非凡的語言，對社會上各種陳腐現象以及禁錮力進行荒誕不經的揭示和抨擊”。從歷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來看，雖然他們的作品大多數著力小人物、小事件、小地方，但卻有很強的時代性以及寬泛的代表性。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這些作家耐得住寂寞，能夠在寫作方向以及題材上堅持多年甚至幾十年不動搖。
中國作家的另一個缺陷是，作品留給讀者想象的空間小。中國作家寫故事很有一套，很多作家寫故事酣暢淋漓，但看多了就會覺得，他們幾乎把故事寫完了，百分之百呈現在讀者面前，沒有留下可想象的空間。這種代替讀者思考的文學作品，不是文學的最高境界。
文學作品鼓勵“合理誤讀”，從文藝學的角度來看，這也是被允許的。在一定范圍內，允許讀者有自己的思考，讓讀者發揮創造性和想象力，將他們的想法帶到作品中去，對作品進行解構與再創造。因此，對同一文本的閱讀，讀者的閱讀結果不盡相同。譬如，歌德的作品緣何成就高，是因為他的作品含有更多“未解”因素，留給讀者去解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也很能說明問題，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就是他的高妙之處，也是他的作品能流芳千古的主要原因。
結合中國當代作家來說，他們喜歡將故事和盤托出，事件和文字傳遞的意義是單一的，讀者看這類作品可以一目十行，并不影響閱讀效果。比如“80后”作家郭敬明和韓寒，他們的語言天賦的確不俗，作品也很暢銷，但卻不能讓人回味，也沒有深刻的社會意義。文學批評家認為，“文學文本的背后，總有作者的意義存在，而這個作者的意義是多元的”。遺憾的是，在我們當下的文學作品中，很少看到這樣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其它元素都是固化的。
193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明威在紀實性作品《午后之死》中提及“冰山原則”，他認為：“冰山之雄偉壯觀，是因為它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文學作品中，文字和故事傳達給讀者的就是“八分之一”，剩下的“八分之七”則是思想性的東西，需要讀者的再思考。在《老人與海》《喪鐘為誰而鳴》《非洲的青山》《乞力馬扎羅的雪》等作品中，他很好實踐了“冰山原則”，做到“越少，就越多”。一部經典作品應該有豐富的寓意。在茨威格的作品《看不見的收藏》里，我們透過那位失明老人在窮困潦倒的際遇中，依然關心自己的收藏品，發現德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在最為艱難的時候，國民對藝術的追求依然沒有喪失。他所收藏的不僅是藝術品，更是一種看不見的財富，即偉大的民族精神——只要信仰還在，民族復興就有希望。作家羅曼·羅蘭曾說：“茨威格的小說是一條潺潺流去的美麗小河，使你讀起來感到無上的愉悅和滿足，可以經得起一讀再讀，百讀不厭。”
文學具有相通性，雖然諾貝爾文學獎并不是中國作家證明自己的惟一方式，但不解決上述兩個缺陷，中國當代文學在文學史上將是欠缺分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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