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東西方比較文學史》的世界視野與比較思維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文學是人學，從人類有文明以來就有了文學，世界文學也從來就是一個歷史存在。
世界文明的多元性起源，決定了世界文學的多元性。從上古時代起，各個民族都發展出了自己的文學，埃及的神話與詩歌，兩河流域的神話、史詩與詩歌，印度的吠陀經典、史詩與神話，中國上古詩歌與神話，美洲神話等。世界文學自源頭上的差異性，使得不同文學之間必須相互交流。唯有相互交流，才能更好的理解本民族文學，進而更好的理解世界文學。
世界文學史，就是對世界文學發展過程的歷史規律的總結，是一種反映文學活動內在聯系的歷史，并非世界文學現象無規律的羅列與雜陳。可惜的是，對于世界文學史的研究，當今現狀并不令人滿意。世界文學史不是成了名著選讀就是成了作家傳記加作品分析。這樣的文學史研究模式，用后現代主義的話來說免費，是一種“視域限制”。《東西方比較文學史》的橫空出世，很大程度上填補了這一歷史空白，因為它采用的是東西方文學的視野和比較思維的角度。
世界文學史，在文學史研究中一直是一個空白。長期以來都是單純的國別文學史，如俄國文學史、美國文學史等等；又或者是單純的區域文學史，如歐美文學史，拉美文學史等等。即便出現了冠以“世界”或“外國”的“世界文學史”或“外國文學史”，也多是各走各的獨木橋，不存在所謂東西方文學的真正會面。這是因為，學術研究中長久存在的西方中心主義，決定了相當多的西方學者看不到東方文學的價值和意義，更無益于人類文化的多元化發展。在這種“視域限制”的視野下，源遠流長、極具特色的東方文學被忽視和遺忘，世界文學史變成了單純的西方文學史，一種視野觀照下的文學必定會走向枯萎和荒蕪，必定使得人類文化的多元發展終成泡影。
后現代主義的精神教父拉康，提出了“主體分裂”學說，認為主體所處的地位不同，會導致視域的限制，從而應當“視域轉換”。這樣的理論主張，對世界文學史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視域轉換的理論要求下，我們的研究注定要摒棄之前單一的西方模式或者是東方思維。
《東西方比較文學史》，在內容上覆蓋廣闊、內容豐富，避免了這一缺點。世界文學的兩大板塊——東方文學和西方文學都被包攬其中。從古代的埃及、兩河流域文學，到古代的印度、希臘和中國文學；從印度始發的佛教文學，到近代的西方文學；從日本文學的起步，到拉美文學的濫觴；從20世紀文學思潮的嬗變，到東西方文學的多元化浪潮；從阿拉伯到拉美；從黑非洲到瑞典皇家學院……中國文學、印度文學、埃及文學、阿拉伯文學、非洲文學，這些曾經在“世界文學史”上或被遺忘、或被輕視的東方文學，如今理直氣壯的與西方文學共處于相同的歷史坐標上，平分這世界文學的秋色，共享著世界文學的光榮與夢想。
“知古不只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知中不知外，謂之鹿柴；知外不知中，謂之轉蓬。”西方文化中也存在著這樣的見解。荷馬史詩《奧德賽》中，有這樣一位獨眼巨人，他力大無比，所向披靡，但是只有一只眼免費，因而視域不夠全面，所以最終被人類戰勝。西方中心主義，就是這樣一位獨眼的巨人。在當代文學研究中，具有多元視域是一個關鍵，《東西方比較文學史》做到了，它對燦爛的東方文學的吸納，必將使東方文學光輝的價值得到公平的展示。
另一個不亞于這些豐富內容之外的重要價值，是將這些博大內容組織起來的比較文學的理論思維。世界文學是各國文學的總和與匯集，比較文學是世界文學研究的認識理論、實踐模式與方法論。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約斯特曾經說過，
“世界文學”與“比較文學”并非是等同的概念。前者乃是后者的決定條件，它為研究者提供原料和資料，研究者則按評論和歷史原則將其分類。因此，比較文學可以說是有機的世界文學，它是對作為整體看待的文學現象的歷史性和評論性的清晰描述。
作為實踐模式，比較文學通過歷史影響與美學把握、跨學科與跨文化的界限的多種實踐方式，豐富了傳統的作家作品的板塊研究結構。當然，比較文學最大的貢獻還是方法論，比較不再是類比與異同之辨，而是多元化的方法與對象的統一體，極大地推動了世界文學研究的前進。在《東西方比較文學史》中，編者于宏觀的背景下描述東西方文學的演變與發展之時，用比較文學的基本理論對東西方文學的發展歷程一一加以闡釋，使“比較”的意識自覺地滲透到每一個細節之中，很好的解讀了世界各民族文學的發展演變歷史。采用比較文學的理論模式與學科思維所進行的世界文學史的研究編寫，將不僅是世界文學多元化的單純現象匯總，更是對世界文學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歷史事實的發掘，使文學的內在規律與發展特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探索。
東西方文學從古至今，經歷了大規模的交流，必須承認文學間的影響與作用的存在，由此有了“影響研究”理論視角下的世界文學史。古代印度佛經文學對中國的影響，現代西方文學對中國、阿拉伯文學等其他東方文學的交流與影響；反之，也有東方文學對西方的歷史影響，中世紀及其以后的阿拉伯文學、中國近現代文學包括意象詩等對西方的影響等，這種基于具體的歷史記錄、作家作品的接受及其他歷史事實的研究，在本書中得到了很好的重視和體現。如“漢地生‘蓮’：佛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受西方天主教影響的17世紀日本文學和文化”、“巴西文學與歐洲文學的特殊淵源關系”等等。另外，也不乏如“平行研究”的運用。雖然沒有直接交流，但是東西方文學發展史上的邏輯與美學的聯系，也有很多。文學史上的重要流派、作家團體或是作家作品中，都有對本土文學與異域文學的關注，在這種關注中必然產生對異己文學關系的反映。這種關注可能源于多種原因免費，如間接接受世界文明與文學的作用，異域或世界性思潮的作用，作家對異域文明的想象等，雖然并沒有真正接受，但是在這種研究中可以看出東西方文學的聯系與世界文學的一體性。這種平行研究具體體現在很多的章節，如“英雄史詩、騎士文學與中國的俠文學”、“《離騷》與《神曲》之比較”、“意大利十四行詩與中國傳統詩”等等。
另外，有“跨語言研究”，如“漢字對日本書面文學起源和發展的巨大影響”；“譯介學”研究，如“17——19世紀四書、五經的譯介”；“形象學研究”，如“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流傳學”研究，如“印度古典文化在年輕的美國”；“淵源學”研究，如“巴西文學與歐洲文學的特殊淵源關系”；“文字媒介”研究，如“《趙氏孤兒》在法國的翻譯、誤讀、改編、演出”；“個人媒介”研究，如“中國文化的傳播者”等等。
綜上，《東西方比較文學史》，采用的世界文學的視野和比較思維的角度，使得它極具創新意義，是對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發展的一大貢獻。作為一部世界文學史的研究成果來看，它包羅萬象，使得東方與西方比肩而立，有益于世界范圍內的東西方文學交流；作為一部比較文學的研究成果來看，它是對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范圍的文本實踐，有益于比較文學學科的豐富和擴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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