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的二道販與我們的三道販作文
熱衷于神化胡適者，看到“二道販”幾個字，或許會直眉瞪眼的吧。敢請稍安毋躁。你們一定讀過胡適親密“小友”唐德剛的《胡適雜憶》吧，那書里把這意思說得很明白的。
胡適極親近和信任唐德剛，唐德剛對胡適也是極為崇敬的。《胡適雜憶》對胡適稱頌起來也可謂不遺余力。但唐先生的可敬之處，在于并沒有陷入對胡適盲目崇拜的泥淖。對他所認為的胡適的局限，他也是直言不諱的。今天的胡適崇拜者崇拜的是作為“自由主義大師”的胡適。而恰恰是對這一個胡適，唐先生頗不恭維。唐先生認為胡適論政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認為胡適對民主政治是只求“形似”而忘其神；認為“胡先生的政治言論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相當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沒有經過‘小心求證’的‘大膽假設’！”……
對作為政論家的胡適，唐先生最不滿的，是他并沒有自己的思想，只滿足于對杜威等西方人士的介紹：“胡博士在思想上的成就，應該與馬克思、杜威兩博士三分天下，才算好漢！……胡博士不此之圖，而卻在馬、杜兩博士之間，搞‘拉一派、打一派’的勾當，那就未免低首下人，自暴自棄了。”唐德剛對胡適的指責，當然沒必要全盤認可。實際上我也曾作文，對唐德剛的某些說法提出異議。但說胡適在思想上是充當一個販運者的角色，這立論似乎是難以推翻的。
胡適販運過來的東西，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今天在人們眼里顯得很新鮮，以至于有人翻開胡適文集，連聲驚嘆“長學問”。這實在讓人想到劉老老進了大觀園“喜得手舞足蹈”。劉老老在大觀園里雖看得眼花繚亂，但對大觀園里的形形色色，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尤其那裝有“西洋機括”的穿衣鏡一類物事，更令她莫名其妙。今日的一些讀胡適而驚呼“長學問”者，真實的收獲，恐怕也不比走出大觀園的劉老老更多吧。
我曾經寫過幾篇介紹和稱頌胡適觀點的文章，這自然只能算是“三道販”，是“取法乎中，風斯下矣”。這種對胡適的“三道販”的文章，如今到處都是。雖然有時未免像“歪嘴和尚念經”，有時則像“劉老老醉臥怡紅院”，但總體上說，這種“三道販”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我也還會干這種“三道販”的“勾當”。但我如果把這種小商小販的行為說成是在“思想”，那上帝恐怕不但要發笑，還要連聲打噴嚏了。
在神化胡適的同時，是對魯迅的妖魔化。他們總是在“比較中”揚胡抑魯。要對胡魯進行比較么，胡適無條件地服膺了一種既有的理論體系，而魯迅對任何一種既有的理論體系都心生疑慮，我以為這是二人最重大的差別。至于原創而深刻的思想，魯迅有，胡適則幾乎沒有。對“阿Q精神”的揭示，說早有了世界性影響也不為過吧。此外，如“暫時做穩了奴隸”與“想做奴隸而不得”；“做戲的虛無黨”；“無主名的殺人團”等等，都可謂是有著鮮明印記的“魯迅思想”。有誰能舉出一種堪與媲美的“胡適思想”來嗎？
唐德剛說，“一直躲在象牙之塔內的胡適之……少年翰苑、中年大使、晚年院長，‘飛來飛去宰相家’”。今天頗有人嚷嚷著要學胡適的“樣”，要走胡適的“路”。我也想學這“樣”，也想走這“路”，但實在不知怎樣伸胳膊邁腿。
有能教我者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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