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鑒，模仿，抄襲作文
關于《馬橋詞典》的爭論，成了中國文壇跨年度的熱門話題。對韓少功的這部長篇小說，褒者譽之為“九六年小說創作上的一大奇葩”，貶者則斥之為對一部外國小說《哈扎爾辭典》的“模仿”，而包括《馬橋詞典》的作者在內的許多人又將“模仿”一詞理解為“抄襲”或“剿竊”，以至于10多位知名作家聯名寫信，吁請專家仲裁;而我省的(今日名流)和廣東的(花城)則騰出版面專門刊登《哈扎爾辭典》，以便讀過《馬橋詞典》的讀者自行比較、評說。
筆者以為，在評說(馬橋詞典)之前，似應弄清楚“文學批評詞典”中常用的三個詞:借鑒、模仿與抄襲。
劉媽的《文心雕龍》有“通變”之說，所謂“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變指創新，通則指對前代或他人文學的承續與借鑒。文學的發展，沒有借鑒是不可想象的，不要說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借鑒了帕維奇的《哈扎爾辭典》，其實帕維奇也借鑒了比他更早的昆德拉，因為昆德拉的小說已經用“詞條排列”的方式來敘述故事塑造人物了(或許在昆德拉之前早有這種嘗試)。文學史.上，第一位以辭典形式來結構小說的作家，無疑是對小說傳統敘述模式的解構與新變，而后來者完全有權借鑒并發展這一“創新”。對韓少功之后難以再有“第二部詞典狀的長篇小說”則更屬武斷。
“詞典狀”僅僅是一種形式或手法，這就好比意識流，詹姆斯用它寫小說，王蒙也用它寫小說，而王蒙之后或同時的作家，照樣可以借鑒這種手法。文學創作中的借鑒，不僅限于形式，還有內容。西晉詩人潘岳寫《悼亡詩三首》坳悼亡妻，情意深沉而幽長;播岳之后，歷朝歷代都有詩人借《悼亡》之題與意來抒寫對亡妻的思戀。東晉詩人王羲之有《蘭亭詩及序》而《蘭亭詩》這個題目被諸多東晉詩人共用了半個多世紀!詩人們在這個標題下，共同以玄學的曠淡與清虛來消釋世俗的焦慮與憂悶，為后人留下不少言淡憊遠的佳作。
當然，在眾多的《悼亡詩》或《蘭亭詩》中，亦不乏模仿之作。其實，模仿與借鑒，模仿與抄襲，均只有一箭之遙。錢鐘書先生所言“創作中有巧黯出新的反其道而行之的模仿”，已經有了借鑒之內涵，也就是古人常說的脫胎換骨，點鐵成金，化腐朽為神奇。倘若格守繩墨依樣畫葫蘆，甚至以尋章摘句為樂以東施效顰為美，則已由模仿淪為抄襲。在具體的創作過程中，模仿又有兩種情況。一是文學青年對名家名作的模仿，這是大多數初學者無法避開的人門之徑;二是當一種新奇的形式、手法或流派誕生之時，即便是名作家也難以抵擋其誘惑，而甘冒模仿之不韙，例如王蒙之寫意識流，韓少功之作詞典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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