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文化：賢人雅士茶道
古代的“士”有機會得到名茶，有條件品茗，是他們最先培養起對茶的精細感覺；茶助文思，又最先體會茶之神韻。是他們雅化茶事并創立了雅士茶道。受其影響此后相繼形成茶道各流派。可以說，沒有中國古代的士便無中國茶道。
“中國古代的士和茶有不解之緣，可以說沒有古代的士便無中國茶道。此處所說的“士”是已久仕的士，即已謀取功名撈得一官半職者，或官或吏。最低也是個拿一份工資的學差，而不是指范進一類中舉就患神經病的腐儒，嚴監生一類為多了一根燈草而咽不下最后一口氣的庸儒，”那些篤實好學但又囊空如洗的寒士亦不在此之列。
中國的“士”就是知識分子，士在中國要有所作為就得“入仕”。榮登金榜則成龍成風，名落孫山則如同草芥。當然不一定個個當進士舉人，給個“地師級”、“縣團級”官兒做做，最起碼的條件是先得溫飽，方能吟詩作賦并參悟茶道。這便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特點。
中國文人嗜茶沓在魏晉之前不多，詩文中涉及茶事的漢有司馬相如，晉有張載、左思、郭噗、張華、杜育，南北朝有鮑令暉、劉孝綽、陶弘景等，人數寥寥，且懂品飲者只三、五人而已。但唐以后凡著名文人不嗜茶者幾乎沒有，不僅品飲，還詠之以詩。唐代寫茶詩最多的是白居易、皮日休、杜牧，還有李白、杜甫，陸羽、盧金、孟浩然：劉禹錫、陸龜蒙等；宋代寫條詩最多的是梅堯臣、蘇城、陸游，還有歐陽修、蔡襄、蘇轍、黃庭堅、秦觀、楊萬里、范成大等。原因是魏晉之前文人多以酒為友，如魏晉名士“竹林七賢”，一個中山濤有八斗之量，劉伶更是拼命喝酒，“常乘一鹿車，攜酒一壺，使人荷鋪隨之，云：死便掘地以理”。唐以后知識界頗不贊同魏晉的所謂名土風度，一改“狂放嘯傲、棲隱山林、向道慕仙”的文人作風，人人有“入世”之想，希望一展所學、留名干秋。文人作風變得冷靜、務實，以茶代酒便蔚為時尚。這一轉變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和文化背景，是歷史的發展把中國的文人推到這樣的位置：擔任茶道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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