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學前教育資源差異研究畢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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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學前教育對于幼兒成長的關鍵性與重要性已被家長和社會廣泛認知。目前我國的優質學前教育資源處于供不應求的狀態，“人園難”日益成為社會熱點話題。2010年，《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中提出，要以多種形式擴大學前教育資源，旨在通過建立更多公益性、普惠性的幼兒園，滿足更多居民的學前教育需求。文件特別指出，城鎮幼兒園建設要充分考慮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接受學前教育的需求。
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促使流動人口大量進人城市，他們為社會發展增添活力，滿足了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為城市經濟增長做出巨大貢獻。根據馬曉微、張巖(2004)的計算，1997年到2003年間，流動人口以占北京市19.18%的人口比例貢獻了27.96%的國民生產總值。然而，我國特定歷史條件下所產生的戶籍制度使得基本公共服務配置不均的問題日漸突出。由于戶籍制度及與之相關的教育、衛生、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體制，流動人口被排斥在城市體系之外。
戶籍制度的歧視、再加上家庭社會經濟資源的巨大差異，使得外地戶籍幼兒在學前教育機會和質量上均遠遠落后于北京戶籍幼兒。統計數據表明，近年來北京市新生兒中非戶籍人口已超過戶籍人口。①外地戶籍幼兒與北京戶籍幼兒的學前教育公平問題已經成為北京市學前教育中的突出矛盾。
拋棄歧視性的教育政策，通過政府“看得見的手”配置教育資源向弱勢群體傾斜，是促進學前教育公平的必經之路。為了保障政策實施的有效性，我們需要認識問題的癥結所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利用北京市幼兒家長微觀調查數據，本文定量地考察了北京戶籍幼兒和外地戶籍幼兒在所獲得的學前教育資源上的差異及其原因。
二、數據與方法
(一)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2010年“學前教育財政體制改革研究”課題的“北京市幼兒園收費問題調查”。本次調查在北京市隨機選取了28個調查點，采用街頭攔訪的調查方式，共收集到863個有效樣本。其中，外地戶籍樣本375個，占43.45%，本地戶籍樣本488個，占56.55%。調查內容包括幼兒園基本情況、收費情況與家庭背景三方面的內容。調查全程錄音，保證了數據質量的可靠性。
表1通過父親職業及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人、發放托兒補助、附近是否有正規幼兒園幾個維度，反映了北京戶籍與外地戶籍家庭之間社會經濟地位、學前教育服務便利性的差異。
從父親受教育程度來看，北京戶籍家庭以專科和本科為主，外地戶籍家庭集中在高中及以下。北京戶籍孩子中，父親的受教育程度在本科及以上的比例近60%，而外地戶籍僅占18%，有近67%外地戶籍孩子的父親的受教育程度處于高中及以下的水平。從家庭人均月收人來看，北京戶籍家庭主要集中在3000元以上，而外地戶籍家庭在十個收人組之間分布較為均勻。
由于調查數據的限制，我們的職業分類比較簡單。例如，數據沒有區分外企、民企還是國企，這使得有近40%以上的幼兒父親被劃人到企業普通職工行列。北京戶籍孩子的父親職業占比從高到低排序前四位依次為企業普通職丁、公務員或事業單位職丁、企業管理人員、高�？蒲腥藛T，所占比重分別約為43%、26%、7.4%、6.6%;外地戶籍孩子的父親職業占比從高到低排序前四位依次為企業普通職丁、個體戶自營職業者、自由職業或臨時丁、私營業主，所占比重分別約為40%、31%、11.5%、6.7%。職業分類過于簡化，可能無法較好地度量北京戶籍與外地戶籍家長職業的真實差異。因此，我們采用單位是否發放托兒補助費作為家長職業信息的補充�？梢园l現，有19.28%的北京戶籍家長單位發放托兒補助費，而外地戶籍家長中擁有該項福利的比重僅為1.07%。在發放托兒補助費的家庭中，北京戶籍家長的托兒補助費均值47元，而外地戶籍家長均值僅為6兀。
家附近是否有正規幼兒園可以度量學前教育服務便利性。北京市學前教育資源的分布呈現出較大的區域差異。將全部樣本根據調查地點所在區域進行劃分，可以發現，樣本中外地戶籍人口比重越大的地區，家附近沒有正規幼兒園的可能性也越大。整體而言，北京戶籍孩子家庭附近2公里之內有正規幼兒園比例為84.28%，外地戶籍為67.81%。
與家庭特征的差異相似，外地戶籍幼兒在學前教育資源的各個方面都落后于北京戶籍幼兒。表2從四個方面呈現了這種差異:人園選擇、所在班教師數、所在園玩具圖書情況、家庭年均學前教育支出。外地戶籍幼兒僅有25%進人公辦園，北京戶籍幼兒則有72%進人公辦園。限于篇幅，表中僅列出了均值這一個統計量。非北京戶籍幼兒所在班教師數平均為2.68,其中13%僅有一名教師。北京戶籍幼兒所在班教師數平均為3.26,其中90%教師數在3名以上。在玩具圖書情況方面，北京戶籍幼兒平均得分3.68,外地戶籍幼兒平均得分3.15。北京戶籍幼兒圖書玩具比較豐富的占58%,比較少或極少的比重僅2%。外地戶籍幼兒圖書玩具比較豐富的只占26%，玩具圖書極少和比較少的占20%。家庭學前教育年均支出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保育費、贊助費、興趣班費、伙食費。外地戶籍幼兒學前教育年均支出均值為9056元，北京戶籍幼兒為15852元。保育費和贊助費是家庭學前教育支出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兩類家庭學前教育支出差異的最主要來源。供給數量、學前教育服務便利性等因素。國外針對學前教育資源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家長選擇正規育兒中心的影響因素。首先，由家庭收人或母親收人決定的家庭支付能力會影響學前教育的選擇?10][11]，而且母親收人的影響要遠大于其他家庭人員收人。[12]在20世紀早期，美國家庭普遍傾向于由家庭(主要是母親)來照看學齡前兒童，然而自20世紀50年代始，隨著學齡前兒童母親就業率的'大幅增加，這一現象有所轉變，母親會在工作與照顧兒童間進行權衡，照顧孩子機會成本的變化影響了母親的就業決定及照看兒童方式的選擇。[13]其次，幼兒家長的一些人口特征也會影響育兒服務的偏好，如母親的受教育水平、種族、家庭觀念、婚姻情況。[14][15]—些研究發現，在控制收人、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之后，種族的影響會消失。[16]也有研究發現，在控制了母親工作、家庭收人及社會因素之后，種族的影響依舊存在，可能是文化偏好和地區供給的相互作用的結果。[17]最后，育兒服務場所更多的供給可增加低收人家庭選擇正規育兒服務的可能性[18]，育兒服務的地理位置、便利性、運營時間、課程設置，育兒服務供給者的經驗、受教育水平及態度等特征都可以影響到家長對于學前教育的選擇。
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戶籍幼兒學前教育資源的差異，我們首先構建模型討論了學前教育資源的決定因素。我們選取四個變量衡量幼兒所獲得的學前教育資源：是否進人公辦園、家庭年均學前教育支出、孩子所在班級教師數、所在幼兒園玩具圖書情況。其中，第一個變量衡量幼兒園選擇，第二個變量度量了家庭學前教育支出，最后兩個變量度量了幼兒園質量。
綜合考慮以往研究結論以及數據可得性，模型解釋變量囊括了調查數據中全部家庭背景信息：戶籍、家庭人均月收人、父親受教育程度、父親職業、父母單位是否發放托兒補助費。此外，我們還包含了2個非家庭背景信息變量：(1)幼兒性別變量，考察不同性別幼兒是否存在學前教育資源差異;(2)家附近2公里內是否有正規幼兒園，考察教育服務便利性對學前教育資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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